这里的逻辑是：因为这部法律在实质方面，即调整对象方面，具有根本性（最高级别的重要性），所以，我们赋予其至上性。
例如，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成立以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为前提，认定该罪名应当以相关行政法律规范及行业标准为参照，对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所侵犯的法益性质予以识别，妥当适用具体罪名。同时，从实质角度，并非所有具有敏感性的个人信息均为敏感个人信息，而是有其特殊的权益侵害风险法律基准。
例如，欧盟相关立法所禁止的范围覆盖从信息收集到信息处理的全过程，最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个人信息的安全。〔36〕参见谢鸿飞：《个人信息泄露侵权责任构成中的损害——兼论风险社会中损害的观念化》，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45 〕就个人信息分类与分级的关系来看，两者属于不同维度，但密不可分。从立法上看，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与网络安全法所调整的对象具有重合性。只要各个部门法发挥好职能作用，做到衔接协调，共同完成权利保障和行为规范的目标即可。
以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为例，其所涉及的社会利益关系不限于公民个体，已经不能仅仅用传统民法上的某种单一权利加以限定。对于具有隐私信息性质的人脸信息，应强调其私密性，强化其防御性保护，首先要遵循当事人主观意愿，非特定情形不得处理。〔43 〕但是自从该权利产生以后，在两大法系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换言之，信息主体应当证明自从其提出删除权之时开始，信息处理者继续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给其造成了损害。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的规定，在符合下列情形时，信息处理者负有删除义务，同时信息主体也相应地享有请求删除的权利： 一是處理目的已实现、无法实现或者为实现处理目的不再必要。据此，应当将搜索引擎归于信息处理者的范畴。简言之，公益诉讼的提起仅限于大规模侵权的情形。
在GDPR中，删除权也被称为被遗忘权，因为GDPR在规定删除权的同时，使用了括弧注明是被遗忘权，表明删除权和被遗忘权是同一个概念。〔36〕Helen Nissenbaum，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97. 〔37〕Christopher Kuner， Lee Bygrave， Christopher Docksey eds.， The EU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 A Commenta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S..481. 〔38〕Michal Lavi， Taking Out of Context， Harvard Journal of Law Technology， Vol. 31， No. 1， 2017. 〔39〕See Shlomit Yanisky-Ravid， To Read Or Not to Read： Privacy within Social Networks， the Entitlement of Employees to a Virtual Private Zone， and the Balloon Theory， America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64， No.1， 2014， pp.53-108. 〔40〕參见于向花：《被遗忘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3—30页。
而删除权的功能在于维护个人信息的完整、自决，其并不直接指向财产利益。据此，删除权人既不可能依据自己的意志进行利用，也不可能凭借单方的意思变更法律关系，而只能在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处理行为危害个人信息自决和完整时，符合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条件下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个人信息。该条虽然针对的是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但可以通过扩张解释的方法，将該条的适用范围扩张适用于个人信息权益。从前述欧盟法院的立场来看，其对搜索引擎同样适用被遗忘权规则，而依据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搜索引擎也属于信息处理者，其也可以适用删除权规则，但考虑到搜索引擎在信息传播方面的特殊功能，对其适用删除权规则时应当考虑其特殊性，即应当结合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的规定，具体认定其删除义务。
在购物完成后，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目的不存在时，消费者应当有权请求商家及时删除其相关个人信息。在我国，有学者将个人信息定位为公法上的权利。详言之，一是保存期限未届满的。如果对搜索引擎一概适用删除规则，可能影响其信息汇集功能的发挥，妨害信息的自由流通，并影响社会公众对信息的利用。
因此，不能因为删除权仅仅发生在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中而否认其人格权请求权的性质。〔8〕基于欧盟比较法的研究，参见Margot Kaminski， Binary Governance： Lessons from the GDPRs Approach to Algorithmic Accountability，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Vol.92， No.6， 2019， pp. 1586-1592。
之所以要求删除权人告知信息处理者，是因为在信息处理的过程中，由于信息处理者可能并不知悉已经发生了应当删除的事由，因此，删除权必须以请求的方式行使。笔者认为，由于搜索引擎具有信息流通、利用的特殊功能，应当将其与其他的信息处理者进行区分。
〔8 〕 删除权作为一项特殊的请求权也具有法律依据，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也规定的是个人有权请求删除。在直接提出请求或者通过诉讼请求删除时，信息主体是否需要证明侵权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在欧洲，数据主体不需要证明损害就可以主张其数据隐私受到了侵害。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在信息主体提出请求前，已经发现了存在应予删除的情形，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主动地删除。民法典第995条规定：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从比较法上来看，欧盟GDPR也认为搜索引擎属于信息处理者，可以适用GDPR第17条第2款关于删除权（被遗忘权）的规定。此时并不涉及个人信息主体的删除权，而仅涉及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主动删除义务。
在基于个人同意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如果信息处理者违反约定处理个人信息，个人也有权依法请求信息处理者删除其个人信息。因此，为了维护对其信息的有效支配，个人有权依法请求信息处理者及时删除相关个人信息。
〔54 〕在这样的立法模式下，可以宽泛地解释删除权或被遗忘权适用的情形。〔39 〕笔者认为，在此情形下，信息主体有权请求将已经进入数据库中的个人信息予以删除。
人格权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目的、构成和法律效果方面都存在不同。但是，删除权与此有所不同，其虽然属于个人信息权益的一项权能，但其又是一种特殊的权能，表现在它不得由信息主体自行实现删除个人信息的效果。
如果相关的信息源已经被删除，相关的个人信息就不再属于已经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在此情形下，搜索引擎的信息处理行为就失去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第1款第6项的合法性基础，因此个人可以明确拒绝搜索引擎对其个人信息的处理。在直接针对信息处理者提出删除请求时，信息主体仅需要证明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而不需要证明自身是否因此遭受损害，信息处理者是否具有过错。因此，从该权利作用的方式来看，其需要通过请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删除的方式实现。〔34 〕搜索引擎虽然具有可以依法处理公开信息的权利，但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规定，也可能超出合理的范围而处理他人个人信息，或者在存储期限已过的情形下仍然存储相关个人信息，这就有必要对其适用删除权规则。
第二，基于公共利益的处理超出合理的范围。个人信息保护法所规定的删除权虽然适用范围较为宽泛，但仍然不能等同于域外法中的被遗忘权。
本文不揣浅陋，拟对此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可以说，删除权是个人信息自决的题中应有之意，该权利的正当性基础也在于对个人信息权益主体人格尊严的维护。
因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7条没有明确赋予法官或者主管机关进行利益衡量的权力。个人为了接受相关的产品或者服务，同意信息处理者在一定期限内处理其个人信息，也是个人信息自决的重要体现。
〔25 〕因此，搜索引擎与其他信息处理者的性质不同，在适用删除权规则时也应当区分对待。另一方面，违反合同约定。〔3 〕据此，删除权作为个人信息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具有公法的属性。GDPR第17条第3款列举了各种情形，其实质在于赋予法官或者行政机关以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考虑具体场景判断是否允许信息主体的删除权， 〔18 〕此种经验值得借鉴。
〔23 〕搜索引擎涉及公共领域与利益，在信息分享与流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以为人们的生活、生产与学习等的活动提供极大便利，并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生产效率。民法典不止一处对删除权进行了规定：一是在民法典人格权编 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一章中，第1037条第2款规定了个人信息权利主体的删除权;二是在名誉权和荣誉权一章中，第1029条规定了民事主体请求对信用评价进行删除的权利。
（五）删除权是人格权请求权的组成部分 所谓人格权请求权，是指民事主体在其人格权受到侵害、妨碍或者有妨碍之虞时，有权向加害人或者人民法院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名誉、赔礼道歉，以恢复人格权的圆满状态。〔41 〕即权利人可以要求数据控制者删除过时或不准确的信息。
而只有在符合一定条件下，当事人才依法享有删除权。对于删除权与人格权请求权的关系，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删除权并非人格权请求权的组成部分。
